赵华林：实现“双碳”目标，企业要在技术创新上加大作为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提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同时，在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报告明确，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与此同时，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政府工作报告的上述内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发展会迎来哪些新机遇？应该如何进一步激发碳交易市场活力？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进行了专访。作为多年来环保领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赵华林对“双碳”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图为贵州省威宁县平箐光伏电站和大海子风电场 新华社图

全面绿色转型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并做好规划

NBD：《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您认为全面绿色转型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赵华林：从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来看，经济发展是基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结构决定了生态环境的质量，所以要想建设好我国的生态环境，必须从经济结构上入手，所以中央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首先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规划。要把“十四五”规划乃至长期规划中关于绿色转型的目标、政策、措施等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进去。有了规划，就有了共同的目标、愿景和遵循。

其次全面绿色转型要有布局。在区域上，中央提出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区域的绿色转型成功了，就带动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第三是要加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生产是经济结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生产的全面绿色转型就奠定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

但是只有生产转型还不够，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也非常重要。因为生产和生活是辩证关系，生活提出需求，引导生产的绿色转型，而生活绿色转型就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所以全面绿色转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比如教育、交通、消费等都要绿色转型，最终才能实现社会的绿色转型。

换句话说，抓住了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就抓住了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根本措施。

赵华林 每经记者 韩阳 摄

“双碳”工作将进入一个更加科学的新阶段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赵华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决定，都释放出了同样的信号。

“双碳”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党中央综合考虑了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从大的方面看，它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到气候变化，关系到地球的未来。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要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双碳”不光是在承担国际义务，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碳和能源经济紧密相关，只要做到低碳和清洁生产，我们排放的污染物就会减少，能源也就更加可持续，所以“双碳”目标十分重要，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要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必须要有考核，但不能是机械的，而是要科学地去考核——既要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又要在实现过程中保障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进而保障经济的安全。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不能割裂，不能为了减碳而减碳。

中央提出的科学考核非常重要。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意味着这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短期目标。

与此同时，还要做到全国统筹、全国一盘棋，有的地方要多减碳，有的地方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要增加，只要做到全国统筹就没关系，能实现长期目标就可以。

此外，报告还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多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通常是逐级向下分解，超过限额要被问责。总体来看，能源消耗总量控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推动了节能，有利于控制“两高”行业发展。

我认为我国的能源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增加的，因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国力的提高，等等，都跟能源紧密相连。因此“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就是正确处理了经济发展与“双碳”的关系，我们控制的主要目标是碳，而不是能源，而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都是不排放碳的。

这样就既完成了“双碳”的目标进程，又为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安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我们国家现在国情的。

此外，中央还提出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从“双碳”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要控制的是碳排放，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碳，而不是能源，当然，传统化石能源能少用则少用，但碳才是主要矛盾。所以提出这个转变我认为是恰当其时，充分反映了我们对碳和能源本质的认识。

这个转变是科学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通过这个转变，“双碳”工作将进入一个更加科学的新阶段。

拥有新型“双碳”技术的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NBD：“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发展会迎来哪些新机遇？面临哪些新挑战？

赵华林：“双碳”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企业的绿色发展是经济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

“双碳”目标下，大家要关注生产的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这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课题。比如企业将迎来利用新能源的机会，因为实现“双碳”目标，最根本的就是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

所以企业要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谁拥有新的“双碳”技术，谁就能够得到历史性的发展机会，也会得到国家、社会的支持，而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可能就会逐步或彻底淘汰。

目前，从技术、市场、金融等各个层面，“双碳”目标都对企业产生了很好的激励作用，比如我国在碳减排方面推出了很多金融支持工具，这都有利于企业实现“双碳”目标，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双碳”目标当然也会带来挑战。“双碳”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变革是很痛苦的，既要抛弃过去的东西，又要有新的东西出现。因此在实现“双碳”背景下，企业要经历用能、工艺、市场、人才需求等方面的综合性变革，这都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要认真学习中央“双碳”战略部署以及“双碳”方案的一系列措施，将其融入到自身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逐步彻底实现生产的变革。相信在中央大政方针指引下，企业共同努力，能够迎接机遇，应对挑战，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跨越一个新阶段，实现真正的绿色转型。

NBD：刚才谈到的是对所有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那在实现“双碳”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赵华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企业，在我国叫做市场主体，“双碳”之下大家的权利义务、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基本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区别。

但客观来说，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肩负的责任更大，这是由它们的地位决定的。

一来央企国企扮演的是“压舱石”“顶梁柱”的角色，因此更要率先、模范地遵守或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这是它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来“双碳”之下主要面临的是能源的变革，而燃煤企业、五大发电集团以及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主要的基础原材料生产大部分都属于国企范畴，因此要完成“双碳”目标，国企的担子更重，必须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既是政治责任，也是在产业分工、能源分工上的责任。

民企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因为气候变化、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跟每一个企业都有关，如果现在不推动与减碳相关的技术创新、经营、市场等方面的变革，不加大作为，将来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困境。因此“双碳”目标对民企来讲，既是义务，也是未来发展竞争的一种方式。

所有企业共同来完成绿色转型，就为“双碳”目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二者也是互相促进的过程。

碳交易市场交易规则还需逐步完善

NBD：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您认为应该如何进一步激发碳交易市场的活力？

赵华林：我认为实现“双碳”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其中一个关系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碳排放权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用市场手段来推动减碳的措施，在国际上也是非常重视的。

去年7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开市，使“双碳”工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我初步研究了从去年7月16日到12月31日近半年时间的交易数据，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稳健，前3个月交易量比较小，从11月份到12月份，交易量就提升了。为什么后两个月活跃度就上来了？这涉及一个履约周期的问题。

目前，碳交易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比如现在的交易主体主要还是发电行业中纳入重点排放的2162家企业，个人和机构还没有允许进行交易。

后两个月活跃度上来，主要是政府的碳配额比较明确了，这样需要碳的企业，还有节约了碳的企业，就明确了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量，因此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交易数据占了很高的比例，90%的交易量都在这两个月。

从2021全年来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运行114个交易日，成交量1.79亿吨，成交额76.61亿元。总的交易额，初步看还算健康，活跃度还算不错，但跟国外相比，活跃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相信随着交易市场的运行、经验的逐渐积累，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交易的活跃度也会更高。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目前碳交易市场上的交易主体大部分是央企国企，国外也有类似情况，也有所谓的国家属性的基础原材料企业，这些企业有一个惜售问题，认为目前碳排放权的价值还没有凸显出来，如果早早地交易出去，未来碳排放权的资产涨了，可能就会造成碳资产流失。

所以现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对此还得在政策、评价、考核上制定详细的规则，来解除这些企业的后顾之忧，这样他们的交易行为就会更活跃。

所以我认为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逐步完善，碳交易在“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未来需探索更多与经济转型相结合的环保手段

NBD：作为多年来环保领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认为在“双碳”背景下，环保领域应进行哪些变革？

赵华林：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保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转折性、历史性的变化，生态环境改善程度之大前所未有。

过去我们的环境保护主要是以执法为基础的，对于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该关停的关停，该惩罚的惩罚，包括新的环保法出台，称为“长牙的老虎”，包括环境保护督察等，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双碳”背景下，我们的环境保护进入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历史阶段，也就是污染物的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除了原来的手段之外，更要考虑用综合的环境保护手段，创造一种系统、一种机制，来推进社会经济的全面绿色转型。

所以未来可能更多地要研究和探索一些与经济转型相结合、相促进的环境保护手段；也可以多作一些试点示范，从关注局部的、个别的排污企业，向关注整体的经济结构绿色转型转变；还要有更多的制度、措施创新，既可以促进环境保护，又能促进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使得经济和环境最后高度统一起来。

NBD：“双碳”目标下，我们面临的减碳压力很大，但要实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经济还是要保持一定增速，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赵华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我们的“双碳”目标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30年要碳达峰，第二阶段是2060年要碳中和。而2035年和2050年又是我们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目标的关键年，这两个阶段虽然没有完全重合，但是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这是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光富裕了，光强盛了，生态环境不行，也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所以三者要很好地平衡。

而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必然会给实现“双碳”目标带来很大的压力，二者一方面是互相促进的，另一方面也是有冲突和矛盾的。

所谓互相促进是指“双碳”带来了技术的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变革，带来了高质量的发展。

所谓冲突和矛盾是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需要能源的支撑，而我国的资源禀赋是煤比较多，在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一段时间内用煤还要占一定的比例，甚至还有一定的增长，这就给实现“双碳”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如何平衡这个压力，首先是要实事求是，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先立后破，先把可再生能源做起来，逐步替代化石能源，这是实现能源革命、绿色转型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

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还要继续推动节能减排，越少用能，能源效率越高，对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就越有利。

因此，“双碳”目标实际上也是技术变革的一种动力，是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一种约束和激励。但是“双碳”目标下一定会带来考核，考核要实事求是，要紧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现状。

正确处理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其实与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重视，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每日经济新闻